论秦观词的感伤意境
绪 论
在北宋词坛，秦观和晏几道同样具有多情敏感的个性气质，他们都创作了许多伤离怨别的抒情词作，体现出凄美婉约的风格。所以清人冯煦在《蒿庵论词》中指出：“淮海、小山，真古之伤心人也。”然而细究文本，我们发现，与晏几道借男女伤离词作抒发个人、家世的悲绪不同，秦观的“伤心”更多地融入社会性的内容，抒发了词人身陷党争之祸、横遭贬谪打击的深沉复杂的感伤。冯煦《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》概括其生平遭际及创作风格曰：“少游以绝尘之才，早与胜流，不可一世;而一谪南荒，遽丧灵宝。故所为词，寄慨身世，闲雅有情思，酒边花下，一往而深，而怨悱不乱，悄乎得《小雅》之遗;后主而后，一人而已。”
1 秦观感伤词的创作概况
秦观(1049-1110)，早年字太虚，后改字少游，别号刊沟居士、淮海居士，扬州高邮人。他少时聪颖，博览群书，抱负远大，纵游湖州、杭州、润州各地，充分表露出豪宕不羁的个性情怀。秦观从少年时代起就关心国家大事，熙宁元年(1068)，他21岁，因目睹人民遭受水灾的惨状，创作了《浮山堰赋》，对百姓的苦难表示出深切的同情。为了抵御辽夏的侵扰，他曾研究兵法，写作《郭子仪单骑见虏赋》，通过对英雄人物的歌颂，寄托了自己宏大的理想抱负。
熙宁十年，苏轼自密州移知徐州，秦观专程前往拜谒，写诗道：“我独不愿万户侯，惟愿一识苏徐州。”(《别子瞻学士》)极倾倒之情。次年，他应苏轼之请谢了一篇《黄楼赋》，苏轼称赞他“有屈、宋才”[1]。在此期间，秦观与苏轼同游戊烯、吴江、湖州、会稽各地，结下了终生友谊。在苏轼的劝说下，秦观开始发奋读书，积极准备参加科考;可是命运不济，两度应考均名落孙山。苏轼为之抱屈，并做诗写信予以劝勉。元丰七年(1084)，苏轼路经江宁时，向王安石力荐秦观的才学，后又致书曰：“愿公少借齿牙，使增重于世。”[2] 王安石也赞许秦观的诗歌“清新似鲍、谢”[3]在两位文坛前辈的鼓励、称许下，秦观决心再度赴京应试，并于次年登第，结束了“奔走道途数千里，淹留场屋几十年”(《登第后青词》)的举子生涯。考取进士后，秦观初任定海主簿，转蔡州教授。元祐七年，苏轼自扬州召还，进端明殿学士、翰林侍读学士、礼部尚书。秦观迁国史院编修，与黄庭坚、晁补之、张耒同时供职史馆，人称“苏门四学士”。京城任职的数年里，秦观得与师友时相过从，精神上比较愉快，但是由于家口较多，生活拮据，“日典春衣非为酒，家贫食粥已多时”(《春日偶题呈钱尚书》)，只得经常依靠朋友的接济。更令他感到进退维谷的，是新旧党争的漩涡中孤危的政治处境。
哲宗元祐年间，操持朝政的多为旧党人士，但其内部派别斗争却异常激烈。蜀党领袖苏轼及其“苏门四学士”，均能够出以公心，根据民生疾苦和国家利益，针对新、旧两党的主张给予客观、公正的评价。秦观先后向朝廷进策论30篇，其中《国论》、《治论》、《人材》、《法律》、《财用》、《边防》等文，对当时的内忧外患提出了各种具体的改革方略。在《治势》篇中，他对王安石变法作了中肯的论析，认为新法是救国济民的良策，只是执法者矫枉过正，以致产生了一些流弊。他也不同意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，认为那也是因噎废食之举。这些观点在党同伐异的激烈政治形势下，显然是不合时宜的。而且由于秦观与苏轼关系密切，他更无法逃脱派别门户之间的中伤和攻讦。“上有苍鹰祸，下有黄犬厄”(《和裴仲谟放兔行》)，正说明他的内心笼罩着变生不测的党祸阴影，积郁着危机四伏的惶恐。
绍圣元年(1049)，新党人士章棹、蔡京上台，苏轼、秦观等人一同遭贬。在离开汴京之前，秦观重游城西金明池，抚今忆昔，感慨丛生，遂以凄苦的笔调创作了《江城子》：
西城杨柳弄春柔。动离忧。泪难收。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。碧野朱桥当日事，人不见，水空流。
韶华不为少年留。恨悠悠。几时休。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。便做春江都是泪，流不尽，许多愁。
西城杨柳在春风中摆弄着柔枝，也牵动起词人伤离怨别的忧愁，令人潸然泪下。他追忆往昔与知交好友在金明池畔饮酒赋诗，备极欢娱。然而如今却“人不见，水空流”，无限惆怅之感溢于言表。下片直接抒发流年似水、青春易逝的感伤，实质寄托着词人身遭远谪、行将离京的愁绪。歇拍三句，更将这深浓的愁绪具象化为春江之泪，进一步宣泄肝肠寸断的痛苦。
秦观先任杭州通判，再贬为监处州茶盐酒税。在处州，他为了消愁解闷，经常到佛寺中与僧人谈禅论道，为寺僧抄录佛经，并写有诗句“因循移病依香火，写得弥陀七万言”(《题法海平阇黎》)。岂料恰因这两句诗，被政敌罗织成“谒告写佛书”的罪名，削职远徙郴州。秦观行经衡阳时，得到衡州太守孔平仲的盛情款待，他当即抄呈在处州时所作《千秋岁》：
水边沙外。城郭春寒退。花影乱，莺声碎。飘零疏酒盏，离别宽衣带。人不见，碧云暮合空相对。
忆昔西池会。鹩鹭同飞盖。携手处，今谁在?日边清梦断，镜里朱颜改。春去也，飞红万点愁如海!
作品上片由明媚的春景，陡接以“飘零”、“离别”之意，流露出浓重的迁谪之悲。下片进行今昔对照，追忆往日汴京西池宴集的欢乐，而今却俱已风流云散，无一幸免。“携手处，今谁在?”在反诘设问的字里行间，渗透着对元祐党祸痛心疾首的控诉。词人横遭贬黜，远离朝廷，政治理想破灭，青春容颜衰老，这种种的怨愤不平，促使他发出了沉痛的喟叹：“春去也，飞红万点愁如海!”不仅是说自然界的春天正在逝去，同时也在暗示着生命的春天也将一去不复返。这一结句较李后主的“问君能有几多愁?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(《虞美人》)更加拙重，音调越发悲切，将词人内心无限深广的愁绪淋漓尽致地宣泄了出来。据宋人曾敏行《独醒杂志》记载，当时孔平仲读罢此词，不禁惊诧道：“少游盛年，何为言语悲怆如此?”并称：“秦少游气貌，人不类平时，殆不久于世矣。”曾布也说：“秦七必不久于世，岂有‘愁如海’而可存乎?”[4]这些故事皆足以说明，秦观此词流露出令人惊诧的悲愤之意。
秦观深秋时节行进在郴州道中，看见饥鼠相追于坏壁之间，顿生萧索自伤之意，隧创作了小词《如梦令》：
遥夜沉沉如水，风紧驿亭深闭。梦破鼠窥灯，霜送晓寒侵被。无寐，无寐，门外马嘶人起。
词人置身陌生之地，独宿驿亭之中，夜沉如水，秋风瑟瑟，到处是一派荒寒冷落的景象。这萧瑟的景象，恰折射着词人暗淡、深闭的愁绪。“梦破鼠窥灯”，“破”字显出衰残，凄寂，“窥”字点出环境的清寒。“霜送晓寒侵被”，“送”字、“侵”字则非常深细地表现出砭人肌骨的凉意。无寐的词人随着门外的马嘶，心绪越发地烦乱忧苦。
此后，秦观又先后被移送到横州、雷州编管。在这短短数年间，他不断地遭受削职、除名，一贬再贬，从一般的逐臣沦为流放的罪犯，连续的沉重打击，使他的心情益趋感伤。元符二年(1099)岁暮，他身处雷州，仿佛到了天涯海角，举目无亲，内心深深绝望，竟自做《挽词》，抒写“奇祸一朝作，飘零至于斯”、“荼毒复荼毒，彼苍哪得知”的深冤无告、横遭灾祸之悲;又云：“家乡在万里，妻子各一涯。孤魂不敢归，惴惴犹在兹。”自己客死异乡，竟然连魂魄都不敢东归故乡，与亲人相见，心情的惨痛可想而知!
在长期的贬谪生涯中，秦观独自忍受着艰苦生活境遇的挫折以及来自各个方面的政治打击，但始终保持着坚忍高洁的品节和情操。对于家乡、亲人绵绵不尽的思念，成为他慰藉孤魂的寄托。秦观家居高邮，隶属扬州。他青年时期经常到百余里外的扬州游览，并且创作了著名词作《望海潮》(星分牛斗)，从各个侧面渲染出扬州城往日的繁雄气势，如今的富丽豪俊。在此后的漫游经历中，他时常追忆扬州的美景，表达对故乡的思念。例如《梦扬州》(晚云收)以艳语写乡情，歇拍三句“佳会阻，离情正乱，频梦扬州”，点明思乡的题旨。不过此时的“梦境”，还主要局限在才子佳人风光旖旎中的柔情蜜意。自从身遭贬谪、流放之后，秦观词内的故乡则变成了天涯游子热切盼望的精神家园。他在《阮郎归》(湘天风雨破寒初)下片写道：“乡梦断，旅孤魂。峥嵘岁又除。衡阳犹有雁传书。郴阳和雁无。”词人于除夕之夜，独宿于郴州旅舍，对于故乡的思念越发深切难奈;然而身世飘零，故乡难返，痛楚之情溢于言外，更伤无雁传书愁情难释。在与家乡亲人音信全无的苦难岁月里，秦观越发悲切地表达出对于妻子儿女的牵挂。他在《如梦令》词中追忆妻子在别离时分“妆粉乱红沾袖”的凄苦形象，遥想她于别后“玉销花瘦”的憔悴之态，作者不由得感叹道：“肠断。肠断。人共楚天俱远。”直接抒发出相隔天涯的深浓愁绪。秦观还“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” [5]，其《八六子》等词作借恋人别后的苦苦相思，凝聚了自己一生潦倒、仕途坎坷之悲，整个个作品已经清冷凄寂，格调越发沉痛苍凉。
